一条路、一盏灯、一台电梯……只要没有落实解决,他们就会追问到底

这些人大代表“死磕”到底为哪般

 

来源: 解放日报 | 2016-11-27 10:32 | 作者:王海燕

  郁梅代表在走访居民。 (均 资料)   

  曹兆麟代表在代表座谈会上发言。   

  余国强代表向政府部门反映道路交通问题。   

  本报记者 王海燕

  因为道路安全问题,余国强代表将目标锁定在全城的“道路隔离带”,且从上一届追问到这一届;
  因为交通压力问题,郁梅代表和“三鲁公路”杠上了,每年她都会旧话重提。
  ……
  翻看这几年的代表建议,你会发现,总有一些“死磕”代表,咬定某个问题年年提建议。或一条路,或一条河,或一台电梯,只要没有落实解决,他们就追问到底。
  年年都收到同一个问题,这让承办部门颇有些头疼,没能及时解决的背后,可能是涉及跨部门合作,可能是时机条件还不成熟。但也正是代表们的不懈追问,这些绕不过去的“烫手山芋”,有了答案,有了眉目。

  郁梅:她和一条路杠上了

  当人大代表这四年,郁梅和一条路杠上了。
  作为连接浦江镇与市中心的通道——浦星公路的交通压力很大,拥堵严重,而相隔700米左右的三鲁公路,道路资源却未充分利用。
  郁梅杠上的这条路就是三鲁公路,位于她工作场所的附近。作为闵行区浦江镇友建为民村党总支书记,郁梅亲身感受到这片区域交通的不便。随着三林经适房基地和浦东大居工程的相继建成,交通高峰时段堵车已成常态,“如果在三鲁公路设出口匝道,或建跨线外环线,那么将大大缓解这一区域的交通。”
  郁梅说,“这个问题前一任的人大代表已经提过,但没有解决,所以我想继续提。”
  那是2013年,也是郁梅当市人大代表的第一年,她记得当年这份建议的办理结果是“留作参考”。
  2014年市人代会,郁梅老话重提。“承办部门答复三鲁公路跨线外环线建设在2013年底可以竣工,但到目前为止,工程缓慢,特别是外环线浦东新区段。我建议进一步加大三鲁公路跨外环线工程的实施力度。”
  不仅盯着跨外环线工程,郁梅还铆牢三鲁公路边的一条河。这条河处于浦东与闵行的交界处,原水面宽度为8米,后因经适房基地建设,芦恒路拓宽,被填埋了半条河。“每到汛期,道路都会严重积水,河道内淤泥堆积,垃圾成堆,严重困扰周边居民。”郁梅建议清理还原这条河,而她也坦言,这条河是交界河,涉及跨区协作,要拓宽确实不容易。
  这一次,答复结果有了进展,跨外环线工程是“正在解决”,河的拓宽是“计划解决”。但郁梅还是感到失望,“虽然都列入了计划,但实际并没有落地。”
  2015年、2016年的市人代会,郁梅继续死磕三鲁公路,“外环线桥工程确实有进展,但仍未完成施工,周边居民依然反映强烈。”郁梅感慨,“老实说,我和承办部门经办者都熟了,他们看到我也头大,但不落地,我就是要追问到底。”她在建议里强调,“希望政府相关部门给出确切竣工时间。”
  连续追问终于有了结果。今年7月,三鲁公路跨外环线桥工程建成通车,不过她并没有松口气,“三鲁公路跨外环线桥是建成了,但河的问题还没解决,明年人代会我还会再提。”

  曹兆麟:“老楼装电梯”提了两届

  说到老小区装电梯,不得不提曹兆麟代表。她办公桌的抽屉里塞满了老人写来的求助信,主题都是吁请帮助老楼房装电梯。
  为此,曹兆麟向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提交在老公房加装电梯的书面意见。当时,承办部门的答复是“留作参考”。曹兆麟认为值得商榷,她还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“约见”了职能部门负责人。“约见”之后,她就加装电梯提出第二份书面意见,很快收到职能部门的答复:“正在解决”——本市将在一些小区试点加装,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将就此制定指导性意见。
  多层住宅装电梯并非易事,比如申请施工程序该怎么走?业主支持率没达到怎么办?
  2012年,为了老楼装电梯,曹兆麟一口气提了7份建议;2013年,连任市人大代表的曹兆麟又提了6份建议。这13份建议从资金、技术到管理,将方方面面可能碰到的问题都列了一遍。
  曹兆麟的执着有了回音。这些年,上海出台了加装电梯试点工作相关政策,也出现了小区加装电梯的成功案例。但曹兆麟还不太满意,“现在我们有政策,有路径,也有成功案例,但推进甚慢,受益居民依然有限。”
  今年的市人代会上,曹兆麟再次就电梯发问,她的建议是将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列入市、区两级政府工作计划。在她看来,其主要原因,一是居民协商难,二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。因此,此时政府的担当、政府的责任尤为重要。市住建委答复“解决采纳”,已将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列入旧住房综合改造专项计划,初步考虑每半年度下达一次,并与公共财政资金补贴挂钩。
  可是这离曹兆麟的期许依然有距离。今年9月,市人大专题视察本市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情况。曹兆麟直言不讳,试点案例走过了从无到有的过程,可以说各级政府都做了很多工作,简化了不少程序。目前,整个机制基本形成,但广州通过审批的增设电梯案例有3000台,相比之下我们只有寥寥数例。“为什么差距那么大?是需求不够?不是。是市民难协调?也不至于。那么症结在哪里?”
  曹兆麟说,老人们的请求依然不断,她会关注电梯到底,“明年人代会上,我将建议把加装电梯列入政府实事工程。”

  余国强:道路隔离带一盯就是7年

  “交通事故猛于虎”,余国强代表在他的建议中如此开篇。
  吴中路500号门前,交通事故接二连三,出事车辆一再撞断隔离栏,隔离栏节节“缩水”。家住附近的余国强亲眼见到的交通事故就达八起之多。他实地探查后得出结论,该路段夜间事故多发,很大程度是因为隔离栏没有设置反光标识,“这里三车道并两车道,晚上灯光太暗又没有反光标识,驾驶员根本看不到隔离栏。”
  自此,余国强铆牢了“道路隔离带”,他对上海各处的隔离带都留心观察,他发现,道路中心隔离带的安全反光标识设置都不太规范,要么缺少反光标识,要么有反光标识却设置不合理,样式也是五花八门,“有的放骑马桩,有的用链条,存在很大安全隐患。”他实地探查拍摄1000多张照片。作为一位连任代表,他连续两届就“道路隔离带”的设置标准提建议,这一盯就是7年。
  建议提交后,余国强颇感失望,承办部门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
  2013年,连任市人大代表的余国强继续盯着“道路隔离带”提建议,“若本届任期内再没有进展,我只好主动请辞了。”
  2014年的市人代会上,余国强再次提交“关于统一加强本市道路及近郊中心隔离带两头反光标识的标准建议”,这已是他提交的第三份相关建议,三份建议的答复结果从“正在解决”、“解决采纳”变成了“留作参考”。余国强颇“不满意”,“为何迟迟不解决,原因是责任主体不明。有关部门章都盖好了,就是落不了地,不是办事部门互相扯皮,就是经办者遇到人事调动。”
  而这一年,这份建议的办理有了起色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督办代表书面意见,有两场督办会各为一件书面意见而开,马路隔离栏反光标识设置正是其中之一。2014年11月,余国强通过PPT演讲,向到场的市交通委、市公安局负责人展示了他的最新调查,再度呼吁整治和增设反光标识,承办部门当场回应,要“主动牵头,重视协同,做好兜底”。
  之后,余国强受邀到市路政局商讨反光标识“深化试点”方案;当年12月17日,市政府专题会还研究布置了反光标识设置推进工作;2015年,全市在1401条道路、共计6065个道路交叉口隔离带的端部新增和整治警示标识,当年完成计划的70%,而今年全部完成。余国强心里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。
  而这股执拗的劲头,并不单单指向“道路隔离带”。这两年,余国强又盯上“徐泾收费口专用车道”,他建议通过技术改造建立专用车道,取消发卡和收卡环节,让车辆快速通过,使周边居民出行更畅通,“挺难,但我会继续提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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